警察變成公敵 台灣小說在日治時期的發展上,前期創作主題多反應人民對日本政府的抵抗,將日本人視為外來者,展現民族之間的衝突。 文學創作中,作家觀察整個環境,將大時代裡種種生命百態,重新塑造出一個足以代表「台灣」的「反抗者」,以及足以代表「日本」的「壓迫者」,再現當時的社會情況。 「反抗」與「壓迫者」的角色不分種族國籍,雖然殖民主義扮演關鍵角色,但資本家的貪婪則催生更多剝削的問題,使人民苦不堪言。 1920 、 1930 年代盛行的無產階級文學,則從另一個角度觀察,以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為核心,以「群體反抗」為訴求。那麼楊逵〈送報伕〉、賴和〈一桿稱仔〉兩篇短篇小說,是如何展現「反抗者」與「壓迫者」面貌的面貌,並且藉由訴求設定的不同,同時達到揭露不公不義,為社會發聲的功能呢? (示意圖/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。) 反抗者:楊君、秦得參 首先,人民之所以會反抗,製糖的利益衝突是其中之一。會社強收土地,業主增加租聲(田租),農民無法掌握土地使用的自主權,所得亦被嚴重瓜分,再加上法律不再成為人民保障,而成為搜刮民脂民膏的幫兇,種種原因造成人民起身討伐。 〈送報伕〉楊君和〈一桿稱仔〉秦得參雖然同樣因窮困所苦,但是他們反抗的手法不同:楊君在日本受到了知識分子啟發,決定回到台灣一展所學,在對抗的道路上持續前進,激起讀者心中一把希望之火;相反的,秦得參以死對抗壓迫者,剛烈且淒涼的結尾,則讓讀者從心中生出憤慨,覺察面對不公不義要起身反抗。 〈送報伕〉 悲憤後燃起希望 楊逵筆下的〈送報伕〉透過留學生楊君親身閱歷日本、台灣勞工共同面臨的困境。在人物的塑造上,楊逵花了很多細節去鋪排楊君和日本同事所遭受到的不公,並在與日人好友田中、佐藤的互動中體會到好人和壞人的界線並非以國籍去劃分——真正的壓迫者實際上是以雄厚勢力壓榨勞工的資本家,而這是不分種族國界的。 台灣在日治時期,社會風氣仍屬保守,現代化思想主要藉由知識份子傳播,透過團體組織、發起抗爭和公開演講等社會運動傳遞新知和訴求。 「能夠拯救村子底人們的時候才回來罷。」 楊君母親的交代儼然成為作者楊逵所要傳達的聲音。楊君受過教育且有「爭取勞工權益」的思想啟發,這使得結尾乘船返鄉的安排,為台灣的困境帶來希望。 在楊逵的筆下,楊君不論